解读城乡融合的文化密码

在乡村振兴中，中国城乡经过复杂对视和曲折磨合，将因文化融合实现第二次握手。

仿佛是经历了几千年一次的轮回。当初的城乡揖别，便是出自文化动因，马克思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城乡分离是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演进，这种分离及二者之间的运动，在历史上带来了二律背反式的复杂情况。马克思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我的理解，社会的全部文化史，也可以认为是这种对立的运动。今天，在城乡融合中，文化也将实现融合，只不过，它是城乡保持各自特性的融合。乡村的美丽与哀愁，也将因为城乡相互欣赏而焕发新的容颜。

城乡融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所以，在《乡村振兴促进法》中有单独的“城乡融合”章节。我认为，文化融合将是城乡融合的必然趋势，也是它的终极价值。让已经脱钩的城乡文化再次牵手，其意义远不限于乡村。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系所在，而中华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强的精神黏合剂，城乡文化融合，将促进这样的黏合剂在中国社会产生进一步的化学反应。

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政治、经济、军事等种种活动，一定区域、范围、领域、行业的活动，在时间的发酵下，最后都形成了文化。丝绸之路，历史上是商贸之路，后来成为文化之路。藏羌彝走廊是民族迁移大通道，后来成为众多民族碰撞、交融的历史文化带，现在又成为文化旅游产业带。黄河是中华民族母亲河，大运河是人工开凿的水上交通命脉，后来成为黄河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长征，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壮举，现在也是一条文化上的红色飘带。近年来，国家又启动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城市、乡村的最初形成，并非出于文化的原因，后来也都成为文化的容器。

当前的城乡融合，是源自解决经济问题、产业问题，继而形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重大方面的综合目标，《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任务，这也是城乡融合的任务。围绕城乡融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涉及城乡在城乡劳动力结构、产业形态、要素流动方式、空间布局、公共产品配置等多个方面，其中也有文化内容。随着这种融合体制机制的形成，各种要素频繁流动，城乡关系互动密切，在日积月累中，终将形成城乡融合文化。在今天我们这样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一个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的时代，这一趋势将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果我们从现在起，就充分认识到这一趋势，变自发行为为自觉行为，充分发挥文化在城乡融合中全面赋能的作用，而不是仅仅把文化作为城乡融合的一个单项任务，那么，将有利于城乡之间的深度融合。文化也将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完善自我，特别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升文化能力，扩大文化影响力。

在漫长的历史中，或者说，在工业革命之前，城乡关系基本是融洽、互助的。城市从乡村脱胎出来，规模很小，乡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从容地步行的直径范围相互穿越。据埃米尔·库恩《古代城市》，城市与乡村构成了古希腊人那个时代特有的和谐一致。威尼斯在中世纪还规定城市居民必须在乡村住两年，保持对乡村生活和体育运动的热爱，不论男女都要参与农事劳动，或是从学校中接受正规的农业教育，或者是到田野里参加劳动。了解了这样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那些对乡村生产生活的美好描述。

农耕文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远在先秦时期就有城乡文化之别，这主要表现在《诗经》中的“雅”与“风”两大种类，准确地说，“雅”是周王朝的首都之音，称之为“雅”是从政治上的考量，而不是城市对于乡村的优势，如果认为乡村文化微不足道，就不会有朝廷持之以恒的采风制度。采自各地的民歌土谣，很难说是出自诸侯国的都市还是乡村，那个时候的都市除了朝廷所在地，都实在太小了。即便是在《雅》中，也能看到乡村歌谣，因为它也不大。直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具有城市依附乡村的突出特征，马克思说“亚细亚的历史是城乡无差别的统一”，这种自然经济的特征固然有它有落后方面，在文明演进上也付出了不小代价，但是，在文化上却有一个离今天不远的传统：城乡士绅学习一样的经史子集，参加一样的科举考试以博取功名。而且，进入城市的官宦，或像陶渊明挂冠回乡，或退休致仕返归故里，他们的往返带动着城乡文化穿插，用这种方式延续着耕读传家的中国文化主脉。他们的行为方式，特别是他们关于城乡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积淀为中国文化城乡混合的气质和风貌。

（解读城乡融合的文化密码。 摄影 孙宝现）

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化艺术史，一直是在城乡两极的摆动中前行，“生于民间，死于庙堂”，从一个角度揭示了这一规律。只是，近代以来，这种城乡之间的文化张力变为文化内卷。席卷全球的工业化生产，摧毁了城乡之间唇齿相依的原始结合。资本主义工业化在从乡村抽离出来的同时，也把城市与乡村分割开来，并且开始了对乡村的盘剥，农业完全从属于工业，乡村成了城市的附庸，农业落后和农村贫困不断加剧，与大机器的轰鸣形成共振的是城市对乡村的霸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与其他发展发展中国家一样，工业和城市得到了发展，但是，在发展模式上，中国的城市很大意义上成了西方列强在中国发展工业的码头，中国的乡村成为国外资本主义榨取资源的基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不仅阻碍着中国工业和城市的正常发育，而且让中国的农业和乡村陷入进退入据的窘境，不少乡村甚至濒临破产。城乡文化关系也由此很快走向分离与对立。这种扭曲的文化关系遗害至今。读过茅盾《子夜》的应该记得老太爷初入上海惊厥而死的情节吧?这也使得今天的中国有解决城乡矛盾时在文化上面临的更多困难。

面对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矛盾成为阻碍经济社会正常发展的压力，特别是农业的落后又反过来影响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形势下，世界各国普遍采取措施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其在工业化初期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做法，实行工业反哺农的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并且加快土地改革步伐，发达国家以此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生产，发展中国家则是以此调动农民积极性。与此同时，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工业化，重视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发展战略也则集中走向分散。

反对不平等、缩小城乡差距，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提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结合起来，绝不可以丢掉乡村只顾城市。如果这样的话，那是完全错误的。”新中国初期的城乡和谐关系，为调动农民积极性、稳定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只是这样的思路逐步被工业优先、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的反超，形成以户籍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城乡二元结构”。居民被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粮油供应、劳动用工、社会保障等制度。城乡距离步步拉大，“城市病”和“农村病”成为今天中国发展中要面对的病症。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启动了中国的全面改革，而且在“不经意间”成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破冰之举。紧随其后，实行农民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调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支持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支持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逐步放开农产品流通和价格，培育农村商品市场;实施城镇化战略，积极发展小城镇等。1982-1986年中央连续5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从2004年开始，党中央连续16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进入新世纪，我国解决城乡发展均衡性问题，经历了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演进过程。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位居5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首。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解决城乡差距，中国与世界各国有相通之处，也从其他国家吸取了经验教训，在许多做法上殊途同归。但是，中国的做法又有着中国的出发点和特色，尤其是在“融合发展”阶段，融合的理念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与当代追求：

——城乡融合的科学理念。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提出要求，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201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作为“十四五”主要目标之一，要求“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融合发展”是党中央从当今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做出的重大部署。而联想到一个时期以来，“融合”在国家战略决策中频频出现，从长期以来经常讲的“军民融合”到近年来的“文旅融合”，体现出追求和谐的中国思维。由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也以融合作为认识世界和应对世界的基本方式。融合的本质是和谐，要以此解决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经济对立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分离和文化分离。

城乡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如乾坤定位，阴阳轮回。在工业化进程中，世界各国普遍采取了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办法，又共同面对着这种办法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解决城乡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让乡村归位于正常发展的位置，是全球性的纠偏行为。解决城乡矛盾的原初动力来自经济，因为这种对立阻碍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的正常运行。但是，循着科学发展的逻辑，必然会触及到城乡文化发展的不协调，乡村文化问题成为突出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乡村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最终拉开乡村振兴的大幕，与乡村文化越来越被聚焦为主角，最终成为乡村振兴五大振兴之一，具有明显的同步性和对应性。

从这样的科学理念出发，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对乡村文化振兴，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按照《乡村振兴促进法》对于文化振兴的要求，从本地实际出发，认真谋划，逐步落实，充分发挥乡村文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作用，并且解决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差距，发挥文旅游产业的富民作用，让农民从乡村文化振兴中得到实惠。乡村文化和旅游的管理者、从业者，包括进入乡村的艺术家、设计师、乡村创客，都应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局上，找准位置，有所作为，让文化和旅游工作充分融入乡村发展机制，成为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发挥文化创新创造的优势，增强农村发展的活力。

——城乡居民融合的人文精神。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是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乡村发展不充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目的是消除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努力消除城乡之间在居民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由此可见，解决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实际上就要解决乡村居民长期以来事实上的不平等，逐步实现与城市居民共同富裕。

解决城乡问题，从全世界来看，都可以体会到其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情怀，体会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扶助。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初心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更是把这样的初心体现在乡村振兴的各项目标、任务和措施中。而且，在乡村振兴中，农民既是帮扶的对象，更是实施主体，要体现农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作用。《乡村振兴促进法》明确提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农民根本利益。”这一原则，贯穿在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

在文化振兴的部分，这个原则体现得最充分，可以说，所有内容都是围绕人展开的，包括人的精神面貌、人的文化权益、人的文化传承，以及乡村文旅产业对于培育人、娱乐人、造福于人的作用。应该看到，在历史上，虽然乡村在中国古代占有地域上的绝对优势，而且，总体说，城乡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附的，但是，城市从乡村分离出来，就是精神生产从物质生产分离出来的结果，而且在漫长的历史上始终占有政治、信息、人才等多方面的优势。近代以来，乡村和农民的经济地位的沉浮直接影响着文化地位。农民在文化上是被动的接受者，是迄今仍然突出存在的现象。这其中，也有不少农民在长期封闭环境中形成的眼光短浅、思想保守等问题。把他们的文化上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并与进入乡村的外部力量相互配合，形成乡村文化振兴的合力，还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因为人的工作是最难做的工作。

——城乡文化融合的家国情怀。《乡村振兴促进法》总则提出：“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繁荣发展乡村文化。”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即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突出乡村相对于城市的特色与优势。“文化振兴”部分强调“各级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丰富农民文化体育生活，倡导科学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发挥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普及科学知知识，推进移风易俗，破除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提倡孝老爱亲、勤俭节约、诚实守信，促进男女平等，创建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建设文明乡村。”从这段关于乡村文明建设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在传统的好东西与坏东西并存的乡村，要按照时代要求，从家庭到乡村、从家风与乡风民风，由内而外、由近及远，丰富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乡村、对全社会的引领。

《乡村振兴促进法》的“文化振兴”部分又强调“各级人民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优秀农业文化深厚内涵，弘扬红色文化，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还可以通过产业的办法，所以，它提出“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坚持规划引导、典型示范，有计划地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农业文化展示区、文化产业特色村落，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体育产业，推动乡村地区传统工艺振兴”。

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尊崇，改变乡村文化的地位，让处于鄙视链低端的乡村抬起了头，成为今天中国人仰视的高地，乡村有了与城市展开平等对话的底气。并且，对话不仅限于文化领域，而是各个领域。而怀有乡愁的城市人，乡村是他们认祖归宗的故土，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基因作用下，他们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是又一种家国情怀的表现。

解决城乡矛盾是世界共同面对的课题。中国作为一个农耕文明大国，解决城乡矛盾，既有沉重的包袱，也有突出的优势。优势之一就是文化。做好这个答卷，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这也是检验中国社会文化自信的一把尺子。必须增强意识，不只是更好地完成城乡文化融合任务，而且把文化融合理念贯穿到城乡融合的各个方面，从文化角度为乡村撑腰、鼓劲，明确融合的文化指向，营造融合的文化氛围，强化融合的精神动力。要加强相关研究，跳出文化看文化，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大局中发展乡村文化，促进城乡融合。要加强创新实践。要特别关注来自基础群众在城乡融合中的文化创造，他们是这种实践的参与者与受益人，有更加强烈的创新动力和智慧，从他们的创新实践中提取的经验、形成的政策，成功率也最高。

近代以来，乡村板块在与城市板块的碰撞与挤压下出现下沉，城市文化像城市高楼一样占据着时代的天际线，乡村离开了社会发展的轴心，乡村文化也被放逐到边缘，这是中国经济社会正常发展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如果说城乡融合曾因种种原因被按下了暂停键甚至是倒退键，现在则是按下了加速键。当今中国文化进入了新的发展循环和生长周期，将奏响城市与乡村的交响。我们相信，最朴素的城乡文化际遇将是中国文化发展最生动的故事，最简单的城乡文化互动指标，是中国文化健康运行最凝练的反应。

作者简介：孙若风，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原司长。现任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报告》蓝皮书主编。

责任编辑：孙宝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