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始于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建立，一百多年来数千上万种文学史著作相继问世，代表了学界对于文学史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孜孜追求。而事实上，中国自古就有书写历史的传统，文学史亦在其中，并在先唐时期就确立了足以令当代继承和发展的书写范式。

由汉至晋，文学自觉，史部独立，依托于历史书写者的视野和经验，史家率先对文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文学观念的探讨逐步深入，更多的文体相继成形，文学的繁荣反哺于学术研究，文学史书写主体从史家逐渐扩充到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并成为文学史家群体的主体。其代表人物首推班固，凭借《汉书》和《两都赋序》中有关的文学史书写实践，成功实现了从史家到文学史家、从史书和学术史到文学史书写的顺利转化，引领更多的文人关注于此。加之文字书写载体的升级和普及，文学作品逐渐得以保留和流传下来，为后人研读品评前代文学作品创造了客观条件。于是，广大文学史家充分借鉴史书的体例和经验，将对于文学发展历史的思考付诸文学史的书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勃兴阶段，最终书写实践的不断积累为范式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书写范式涉及的多重维度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层面：分期作为面向内容的时间层面的选择范式，编撰方式作为内容在空间层面的构建范式，经过大量的文学史书写实践积累了经验。

文学史书写的分期原则，在遵循客观时间次序的基础上，充分尊重文学的内部因素。大约在西汉时期，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中已然体现出从简单的朝代名称拓展为谥号、庙号和年号等多重节点的综合运用。到西晋挚虞时，又开始选择典型的作家或者作品代表某一发展阶段，意味着文学史家们并未局限于朝代文学，当发现正史中的王朝更迭并不能等同于文学发展进程的时候，自觉地选择从文学本体出发，表现了他们对于文学(学术)史书写的尊重。总体来讲，先唐时期文学史家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基础上，以文学自身发展为重，奠定了传统文学史书写关于分期问题的基本范式。

古代的文学史书写并无“文学史”之名，而是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其编撰方式借鉴史书体例，大体可以分为“以人为纲”和“以文为纲”两种。

“以人为纲”的编撰方式参鉴纪传体，以人为观照对象，对文学创作主体的文才修养、所参与的文事活动以及文学成就进行回顾并作出评判。史书最初未有为文人列传的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中仅提到了屈原、贾谊和司马相如等三位文人的文学成就而已，其重点还是在于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政治事件。班固在《汉书》中关注了更多的文人群体，重点介绍了枚皋的文学家身份和文学创作情况。陈寿在《王粲传》中则举出了十余位邺下文人，“有实无名”地为文人设传。范晔在此基础上，在《后汉书》中正式设立《文苑传》，自此之后为文人单独述史形成范式。后世总计有多达十七部正史为文学家立传，不仅使得前代文学家们的基本情况得以保留，在正史的撰写中成就了文学史的书写，也为总结古代文学史书写提供了无以替代的史料和范式。

“以文为纲”的编撰方式，同史书的纪事本末体异曲同工。其以赋、诗等具体文体为观照对象，从时间轴上对前代的文学史家们在文体的起源、定位、特征、演变等方面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分析。这一范式始于班固的《两都赋》，随后成公绥、皇甫谧、刘逵、钟嵘、萧子显、桓范、傅玄、挚虞、李充、任昉、萧统等多位文学史家相继运用这一方式，集大成者则为刘勰。《文心雕龙》是“史论评相结合”(王元化、牟世金等语)的著作，而刘勰为三十余种主要文体书写历史所运用的皆为“以文为纲”的编撰模式。

先唐时期，以分期方式和编撰方式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史书写范式相继确立，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作为一个学科的教材编写，始终置身在对以西方为主体的世界文学的不断认识的语境之中。为了能与欧洲和日本学者所著中国文学史呈现的学科构建模式相呼应，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者们努力追求新的学术思想和新的学术范式，不可避免地参照海外著作的撰写模式和叙述语言。看似通过两重媒介来理解和建立中国文学史的格局，但实际上却是以牺牲中国传统文学史书写经验为代价。以对何为文学的观念为例，20世纪初期倾向于广义，涵盖经史子集;30年代之后，受西方文学理论大量传入的影响，逐渐以诗歌、小说和戏曲等纯文学为主体，导致大量秦汉文章被排除在外，严重脱离了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言，“研究从前的文学史而忽略了当时人对于文学的见解”，以现在的尺度衡量从前的情形，“昔人固未必如此”(郭绍虞《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

传统文学史的书写目的不是教材，书写载体并非统一的格式，但散见于各类文献之中的有关资料保存至今，从未间断，已经形成天然的历史脉络。根据作为学科的舶来品“文学史”的思维和体式，肢解中国文学几千年的发展事实，已然证明是水土不服的。因此，“文学史要回到原点”(詹福瑞为任慧《先唐时期文学史书写研究》一书所撰序言)，因为这些中国文学史书写的传统经验与范式，才是中国文学史的特色所在，对建立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意义重大。

作者：任慧(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