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屋基记忆

在我的出生地一一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燕子口镇大田村季屋基对面，有两座山，如同两面交替斜插着的“旗帜”。那两山交替处的地方，人们称为苗屋基垭口。

苗屋基，顾名思义乃苗民居住的屋基。其实，苗屋基垭口何时居住过苗族？居住过多久？很少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考究。

儿时，我们那地方，到处是密林。苗屋基垭口那里全是参天大树，灌木森森。其巨树以青杠树为主，每一棵都要两三人或四五人合围才能抱得住。满山遍野的青杠树与倒瓜刺蓬互串在一起，密密扎扎，板板实实，连牲口都进不去，人就不用说了。

季屋基先人们为了不绕路去椅子沟、雷公田，就从箐林脚往苗屋基垭囗砍开密林和荊棘，整出一条羊肠小道来。但因有野兽和毒蛇出没，这条路很少有人走。就是寨中胆子最大的余昌麒，也很少涉足。

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沔鱼河两岸一片片、一坡坡参天大树被砍伐，送进炼铁炉中，化为灰烬或成了铁狗儿(废铁坨)。我们季屋基周边的森林也难逃扼运，被砍伐殆尽。箐林脚到苗屋基所有山上，一棵棵巨大的青杠树倒下了，连同倒瓜刺蓬也消灭了。苗屋基垭口现出了黄土，露出了真容。人们在苗屋基垭口处放火烧山，开荒种地。黒黒的沃土，成了玉米等农作物的高产地。那条羊肠小道也于2016年被季屋基人劈成了宽广的乡村公路。

2024年清明，我回故地扫墓，和同祖同宗的叔、弟、侄来到苗屋基垭口，这里有几座余家逝者墓。

走到垭口靠椅子沟方向的一块地上，大叔余昌麒指着左边一坡地块对我说：“这一坡就是苗屋基。现在是椅子沟谢家的承包地。谢家经常在地里捡到锅片、碗片。还发现犁头、灶台和苗族特有的地火坑等遗物。房子就建在这一坡上，大约有3、4亩地宽，估计有10多户人家。

昌麒大叔的话，让我回忆起小时候余应奎二叔祖给我讲的关于苗屋基的故事:

那是清朝咸丰丶同治年间(1860---1871年)，居住在赫章韭菜坪的苗民陶新春丶陶三春弟兄，不忍官府的剥削与压迫，愤然举起反清起义大旗，杀向官府，威震八方。陶氏兄弟起义，得到云丶贵丶川三省周边十余万苗丶彝丶回各族人民的响应。起义大军势如破竹，连连攻占大定府丶水城厅丶朗岱厅等地，并在毕节猪拱箐创建了根据地，长达10年之久，威震清庭，影响整个华夏。

1867年，清岑毓英率20万清军围攻猪拱箐，在叛徒出卖下，猪拱箐被清军攻破，陶氏弟兄被埔，起义归于失败。

陶新春、陶三春被清朝政府杀害后，所余起义军继续在乌蒙山区活动，至1871年，这次苗民起义才吿结束。

由于清军清剿，残存的苗民起义军分散逃命。有一支陶姓苗民起义军拖家带口约五六十人，经艰苦转战，逃到原始森林覆盖的沔鱼河。

那时沔鱼河一带余家较有实力，余德闰祖公不忘当年余家祖先被朱元璋明军追杀到大西南，曾得到苗族同胞的掩护，才使得蒙古余姓人保住了生命，延续了后裔的大恩。决定将陶家8户人家安置在季屋基对面红旗山垭原始森林中。那里十分隐蔽，一般人很难发现。

陶家在那里搭建了七八间茅草房，在那里开垦土地种植庄稼以维持生计。为了尽量避开清军追杀，陶家所需的油丶盐等物品，均由余家代买。从此，这地方就被人们称为苗屋基垭口。

这小寨苗民，在余姓的庇护下，过了一段时间的稳定日子，到清朝末年(1891年)，苗屋基居住的陶姓苗族，被清政府查知，派大军将苗寨围住，杀戮陶家男女老幼，烧毁苗寨。所有陶家人，只有陶正荣父亲一人逃脱。据说，那天陶正荣父亲去了四川，后来就在营山找了个苗族姑娘成了家。谁知又被当地土匪残害。

1943年，才16岁的陶正荣孤身一人逃难来到季屋基。余吉仁祖公怜其年幼，又遭不幸，就收留了陶正荣。因苗屋基已被烧毁，土地又卖给了椅子沟谢家，余吉仁就在我家老屋门前枇杷树下，给陶正荣盖了两间茅草房，让其居住。1949年，陶正荣成亲的一应开支和安排，都是由季屋基余姓人家出资和操办的。

余应奎的记忆，可以说季屋基是民族团结的典范，民族之花盛开的地方。

后面的事，我基本清楚。

解放后，陶正荣于1950年参加了革命，历任铁匠乡农民护卫队队长，乡农协会副主席、乡党支部书记，龙洞公社社长。

1953年，陶正荣在任铁匠乡副乡长期间，为了方便工作，在铁匠乡中心点的沔鱼河大田村民组参加土改，分田分地，并在沔鱼河边建了房。1954年全家才迁离季屋基。像我们这么大年纪的人，都能清清楚楚记得陶家在季屋基的草房样子。

几十年来，季屋基人一直保持着与陶家的亲情。陶正荣也把季屋基人当亲人。

1950年秋，土匪倡厥。那时，我父亲余世昌被推选为铁匠乡农民协会主席，我们家首当其冲成了土匪的眼中钉丶肉中刺。

一天晚上，沔鱼河流域土匪头子曹天友率一百多号土匪将我家房屋包围。那时我才几个月大，正当土匪撞门时，祖母将我塞进我妈妈怀抱，把我母子从后门推出逃向竹林深处。

土匪抓住我奶奶，逼迫奶奶吿知我父亲去向和我母子去向。我奶奶大义凜然，声讨曹天友的罪行，劝说那些盲目跟土匪瞎跑的穷苦小子们回头是岸。曹天友就命令土匪们架柴火堆，要烧死我祖母。

时任铁匠乡农会农卫队队长的陶正荣，正在雷公田处理事务，闻听季屋基被土匪包围，陶正荣带着身边的仅有的2名农卫队员，不畏土匪的人多嚣张，毅然扑向季屋基。正当曹天友点火烧我祖母最紧要之时，陶正荣等赶到，首先占据有利地形，向土匪高喊: “农卫队把你们包围了！”连放几火枪。

火枪，在当时算是沔鱼河一带的先进武器，只有苗民手中有。解放后在解放军组织下，将铁匠乡持火枪的17个苗民集中起来，成立了铁匠乡苗族农卫队，陶正荣任队长丶项华庭任副队长(后来陶正荣任副主席丶项华庭任队长) 。这支农卫队是乡农民协会的保护神，是一切反革命的杀星。

土匪群一听农卫队来了，知道火枪的利害。本是乌合之众的土匪，呼拉一声，比兔子都快。曹天友骨子里也害怕农卫队的火枪，丢掉火把也跑了。

土匪焚烧我祖母的熊熊大火正燃烧，陶正荣冲向火堆，把燃烧着的柴火木块掀开，将我祖母解救出来。这时，我父亲才与项华庭等农卫队成员赶到。我父亲紧紧握住陶正荣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1953年，成立乡人民政府，我父亲当选为铁匠乡首届政府主席丶陶正荣当选副主席。接着成立铁匠乡党支部，陶正荣出任支书。在父亲与陶正荣及乡政府一班人的领导下，铁匠乡完成了清匪反霸丶减租减息丶土地改革等任务。

1954年在上报土改成果数据上，县委土改工作队好大喜功，夸大数据10倍，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的父亲丶乡政府主席，不识时务，与工作队叫板。结果县土改工作队将我父亲从主席降为第四副主席。我父亲愤然离开乡政府，弃官归田。陶正荣被指定为支书兼代乡政府主席。

土改工作队撤走后，陶正荣三番五次跑到我家中，请求我父亲回乡政府工作，继续和他一道领导全乡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由于我父亲的倔强，成了陶正荣的遗憾，也成了我们一家人的遗憾。

1958年，按照党的示: 各乡卫生院必须配备一名接生员，以确保孕妇和婴儿的平安和健康。

时任铁匠公社党委书记丶社长的陶正荣，把接生员的名额定给我母亲，他说:’” 詹绍珍这人我了解，她是一位心地善良丶贤慧可亲的人，选她当接生员，广大妇女信得过。”在陶正荣的推荐下，我母亲得以参加县卫生局举办的接生员技朮培训班，成为铁匠乡卫生院接生员。担负起铁匠乡孕妇和婴儿平安丶健康的重任。

说来也巧，我母亲上任遇到的第一个产妇就是陶正荣的妻子。

陶正荣妻子怀孕时间超期，我母亲去检查，发现胎位不正，就按培训班所学的知识，帮助陶妻扶正胎位，又助产妇生产，使得陶妻和婴儿平安。陶正荣千恩万谢，说:” 这孩子如不是詹绍珍大伯娘接生，是什么情况，恐怕难说。等孩子长大了，我会吿诉他，让他永远记住詹绍珍伯娘的恩情。”

苗屋基的记忆，是一部民族团结的历史书籍，是一首各民族相互帮助丶相互关心的歌曲。（作者：余泽江，系原毕节市（今七星关区）政协原党组成员、秘书长）

责任编辑：陈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