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后红军长征党中央在贵州召开的五次重要会议

198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强调了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回顾长征，我们不能不提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它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认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挫折的惨痛教训，果断地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新领导。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党，首先是党的实行正确路线的核心领导成员，开始自觉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遵义会议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坚持这样的思想路线，对于我们的事业有着根本的、长远的指导意义。中央红军入黔后，围绕着红军进军方向，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党和红军领导权问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召开了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会议。

一、黎平会议：转折起点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二郎坡胡荣顺店铺红军司令部驻地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它与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有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和联系。

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家祥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激烈争论，决定采纳毛泽东提出的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即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

1.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2.根据：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于彻底的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3.在向遵义方面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4.政治局认为，为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5.责成军委依据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1934年12月19日，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为建立黔边根据地军事行动的决定》。黎平政治局会议，主题是讨论当时亟待解决的中央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会议讨论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问题，对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批判，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多数同志支持，这就结束了自通过湘江以来关于战略方针的激烈争论，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转移，会议作出的红军战略行动的正确方针，避免了中央红军前去湘江与红二、红六军会合遭敌重围的危险。

黎平会议是红军行动方向的开始，为以后的胜利、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作了准备，奠定了基础，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中国革命、党和红军实现重大战略转折的开始。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由此，在党史和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继黎平会议后的遵义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具有伟大而深远意义的会议，是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二、猴场会议：解除李德军权

1934年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瓮安县猴场（今草塘）。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和其他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的坚持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要回头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会议决定强渡乌江，提出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并做出《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决定》指出：中央红军渡过乌江，到达遵义地区，将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此后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和中心任务是：“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要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基本口号是：“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

《决定》还指出：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争取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整顿、补充，充实战斗连队，加强连队政治工作；缩编部队，并决定军委纵队继续缩小。

《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书记处、军委要保持与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密切的通讯联系，加强对于他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积极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

按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红军总政治部于1月3日发布了《政治训令》。在与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发布的同一天，红军总政治部还发布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

猴场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它重申“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必须争取时间，使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特别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改变了李德取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以及个人包办的状况。

猴场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权和指挥权，中央红军的每一个军事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后，几乎天天都要召集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

猴场会议实际上解除了李德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决定权和军事指挥权，为尔后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顺利召开遵义会议做了准备。

三、遵义会议：伟大转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黎平会议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政治委员长李卓然。《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列席了会议。

会议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首先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逐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遵义会议最后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些问题都是当时生死攸关、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从而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由此可见：首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坚决主张党内由张闻天负总责，这对于稳定大局，驾驭全党全军的团结和统一，减少内耗，以便共同对敌，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纠正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恢复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一整套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再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中的基本问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最后，恢复了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域斗争的组织和领导。从黎平会议开始，经过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中共中央不仅从政治路线上，军事路线上，而且从组织路线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促成了这一根本性转变的人物是毛泽东。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委分工毛泽东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用邓小平的话讲:“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 

四、鸡鸣三省会议：张闻天中央总负责人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位于云、贵、川交界的贵州省毕节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在村子里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讨论和完成了中央最高领导的组织和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进行了重新分工。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为中央总负责人，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会议还确定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放弃渡江北上的计划，确定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川滇黔辖区机动作战，寻机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此外，还讨论了“中央苏区”问题，提出了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的基本原则，作出了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成立由项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等决定。

“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和补充，是党和红军历史上又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会议，它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维护和增强了全党的统一和红军的团结。会议成功完成了遵义会议决定而又尚未完成的中央最高层组织调整任务，作出的关于中央苏区问题的“三条决定”，使中央苏区工作有了正确的路线和贯彻正确路线的组织保证，从而扭转了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工作出现的混乱局面，为长征胜利赢得了组织上的保证。

“鸡鸣三省”，是早晨一只雄鸡啼晓，三个省都可同时闻听，即古人所说“金鸡云贵川鸡鸣三省齐鸣，三省皆知”，俗称一鸡鸣三省或一脚踏三省之地，象征中国雄鸡型版图。这是形容三省交界边区的毗邻性行政地理现象。

1962年５月毛泽东为郭沫若改文谈扎西会议时说：遵义会议后，“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的二月。”这样，会议地点就可以圈定在“鸡鸣三省”这个较小的地域范围，时间为２月。

周恩来对这次会议召开的地点先后有过三次回忆。第一次是1943年12月２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后到云南，中央书记由博古换给洛甫。”（原记录存中央档案馆）。后来，周恩来还对这个地点作了具体的描述。1972年６月10日，在《党的历史教训》的讲话中又谈到：“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这与毛泽东所说基本一致。1972年7月５日，周恩来又说道：“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

五、苟坝会议：巩固毛泽东领导地位

1935年3月10日，毛泽东、朱德正集中精力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指挥中央红军乘遵义战役的胜利同驻仁怀坛厂的国民党追剿军周浑元纵队作战。

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一个“万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改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国民党追剿军王家烈纵队(黔军)。红军总司令、前敌司令部司令员朱德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时称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在云南威信县境就构思好把滇军调到贵州腹地来，绕个大圈子把中央红军带出蒋介石大包围圈套小包围圈的绝境，北渡长江(金沙江)去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同时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同朱德产生分歧。

3月10日，总书记张闻天在遵义县第12下区平安乡苟坝新房子(今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四合村民组)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其余参会首长都赞成林彪、聂荣臻“万急”电报建议。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道：“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在座的首长毫不客气地顶撞毛泽东：“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毛泽东离开会议，张闻天搞了个举手表决(电视剧《长征》中有这个场境)，结果把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表决掉了。深夜，毛泽东独自一人打着马灯，去到周恩来住处，要周恩来晚一点下发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说服周恩来后，又同周恩来一起去说服朱德。

讨论决定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经过争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终于说服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革军委委员。毛泽东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使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再一次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如果没有毛泽东当夜此行，历史的结局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提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议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毛泽东1943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20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1959年初努力纠正已发现的“大跃进”的一些“左”的错误的时候，毛泽东在讲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时说：“大多数人也可以搞错的，而一两个人可能是正确的。列宁那个时候有这种情况。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周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毛泽东在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复执中国工农红军最高领导权、指挥权，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命运实现了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时，就构思成熟把“滇军调出来”战略计划。这个计划是从一渡赤水河、二渡赤水河两次被动转移实践中形成的。苟坝会议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由于这一转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1935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从此，我们党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首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坚决主张党内由张闻天负总责，这对于稳定大局，驾驭全党全军的团结和统一，减少内耗，以便共同对敌，这是十分必要的。其次，纠正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恢复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一整套战略战术基本原则。再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从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中的基本问题，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革命胜利。最后，恢复了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域斗争的组织和领导。从黎平会议开始，经过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中共中央不仅从政治路线上，军事路线上，而且从组织路线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促成了这一根本性转变的人物是毛泽东。

（本文为贵州省“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重大专项课题《“十四五”时期贵州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省”路径研究》研究成果”, 课题编号：20GZZB26。作者陈政，为该课题负责人。产业经济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贵州经济智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陈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