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地域+领域”新模式 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植根中国土壤、科学把握“两个结合”孕育而生的，其独特优势及强大生命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基层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落脚点，也是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基和血脉。

毕节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基层实践的一块“试验田”，统一战线始终把参与毕节试验区建设作为重要事业，把探索贫困山区共同富裕之路作为使命任务，从“毕节所需”齐聚首，到“统战所长”开良方，助推毕节试验区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普遍贫困到全面小康、生态环境从不断恶化到明显改善的重大跨越，形成了多党合作基层实践“毕节经验”，为探索“地域+领域”新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实现毕节高质量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的应有之举，也是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应有之举。

探索“地域+领域”新模式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基层实践之需。伴随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统一战线在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需要及时感知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阶层变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参与效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地域+领域”新模式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新形态，是在统一战线参与贫困治理、多党合作服务改革发展基础上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能更好激发基层深化改革潜力和多党合作制度效能，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实践形式，更真实有效反映意见诉求、了解社情民意、参与社会治理、彰显责任担当。

探索“地域+领域”新模式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之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政治创造。伴随“两个大局”的加速演进与深度互动，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对与时俱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地域+领域”新模式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创新的一次重要实践探索，实现了“三个转变”突破，即从帮扶区域由定点帮扶向辐射全域转变、帮扶重点由脱贫攻坚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转变、帮扶方式由联络协调向全面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转变，开辟了多党合作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空间，有助于推动统一战线帮扶资源的互补共享，不断丰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内涵。

探索“地域+领域”新模式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构建之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厚植于中国土壤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实现了“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的中国式民主，有利于凝心聚力、共谋大事、减少内耗，具有广泛代表性、利益共同性、制度包容性、治理有效性。这一政党制度虽已被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与认知，但误解、诋毁、质疑之声仍然存在，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对塑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了更高要求。“地域+领域”新模式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毕节试验区的实践升级，在为全球减贫事业、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毕节贡献”和为发展中国家探索脱贫之道提供可操作、可借鉴“毕节案例”基础上，通过创新思维激发制度效能，具体实践彰显制度优势，真实案例增强制度自信，对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探索“地域+领域”新模式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我完善之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源于不断与时俱进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亦是如此。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新时代多党合作更加规范有序、生动活泼，是新时代实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我完善的主要任务和目标要求，需要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友党关系、执政党与参政党合作共事关系，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参政党的参政能力和合作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地域+领域”新模式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全新“试验”，其基础在于推动毕节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协商、政策协调和互相监督，其内涵在于多党合作“十六字方针”的具体呈现，其价值在于践行好“四新”“三好”的时代要求，不断强化政治共识、加强主人翁意识，赋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新的生机活力。（陈驰 作者系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新发展理念与多党合作高端智库研究员、毕节市社会主义学院政协培训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陈瑾